房价上涨生意困难,在望京的韩国人逐渐离

站在北京望京的街头，贾丁有一股强烈的感受：“韩国元素所剩不多了。”

作为央视纪录片频道的导演，十年前，他拍摄了一部关于韩国人在望京生活的纪录片——《望京》。一个名叫“”的韩国人乐队是纪录片的主角。

年《望京》播出后，反响很好，中韩两国的很多媒体都前来采访。但贾丁说：“这其实并不是我拍过最好的片子。”的确，过去10年，他执导的纪录片们获过不少国际大奖，但这却是一部让他难以忘怀的纪录片。而望京，在他的摄影机之外经历了巨变的十年。“拍完片子后，我一直没什么机会来望京，十年来，听到关于望京最多的消息就是房价又涨了。”今年9月的一天，贾丁路过望京，再次打量起这片土地——

写着韩文的招牌变少了，说着韩语的路人不多了，曾经“”韩国乐队的成员们，也全部联系不上了。出现在贾丁眼前的，几乎是一个全新而陌生的望京：十年里，利星行广场、望京soho、绿地中心拔地而起，玻璃幕墙一栋挨着一栋，而关于望京韩国人的故事则越来越少被提及……贾丁最后得出结论：“望京越来越像另一个CBD。”

很显然，旧的望京逐渐淡出，一个更商业、更具有时代特征的“新望京”正在生长出来。

他说不清过去的、现在的望京哪个更好，“那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社会”。但他说：“但无论如何，我怀念过去那个时代的望京。”

那么，那个时代的人们呢？

我们找到了一群在望京的韩国人，听他们聊了聊自己的年到年。二十年的漫长时间跨度里，他们先后来到望京生活、工作，每个人都见证、参与了这片土地上的一部分发展与变迁。

这些与望京产生深刻羁绊的韩国人，也讲起了一直徘徊在心底的“去留”抉择。从他们身上，能强烈地感知到：韩国人正在离开望京，望京也正在脱离韩国人。但这不只是一群韩国人异国漂泊、融合的故事，它也关乎我们的时代记忆、商业博弈、社会变迁，是每一个普通人对安身之地的憧憬与找寻。

文

盐里

编辑

易方兴

运营

绘萤

01褪色

在望京的一家韩餐厅里，泡菜、大酱、苏子叶的香气里混进了一股忧愁。

已经是第11通电话了。36岁的韩国人朴南巡按下接听键，另一头讲起的又是店面的事儿。9月份，商场又对朴南巡的店铺提出了新的施工要求，装修费用也因此翻了一倍。

眼前，这个抱怨着的韩国女生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开餐厅的老板。朴南巡瘦小的个头藏在一身黑T、黑裤里，头顶着一束马尾，见谁都是和和气气，好像永远不会提高喉咙，永远不会说命令的语气。她也不太像个韩国人，讲起中文字正腔圆，讲到中国历史如数家珍，甚至可以详细到陕西面条的起源——大概因为她念的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，还一路念上了博士。

地理位置上，望京在北京的四环以外，五环以里，距离首都机场与天安门都差不多10公里。这片17.8平方公里的五边形土地像一只风筝飘在城市的东北边。大概有30万人日夜穿梭在它钻石型的道路上，出租车司机们因此常在望京迷路。有时，他们还会遇上“老外”——望京生活着多名外国人，大多都是韩国人。这是写在北京朝阳区政府网站上年的数据。另一个在望京广为流传的版本是，这里韩国人最多的时候能达到7、8万。

“不过，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。”金成勋感慨道，他那双凸起的大圆眼睛眯了起来，整个人似乎都陷进了回忆。54岁的金成勋在望京美食城经营着一家名为“安客葱鸡”的炸鸡店。自年后搬入望京，他就没有离开过，算得上一个“老望京人”。

而他炸鸡店所在的望京美食城，也绝对算得上望京的“老地标建筑”。不止一位采访对象说起，他们都曾约朋友在美食城的一楼KFC前见面。但如今，KFC变成了一家串串店。就连美食城也在年从“韩式美食城”改名“望京美食城”。像名字一样，美食城里的韩餐厅老板大多换成了朝鲜族，就连一楼的韩国超市也不例外。

这家超市和美食城一样年长，开了十几年。“韩国人以前占顾客的80%，现在就只剩20%。”店长阿冰说道。这家韩国超市原先售卖的品类有多种，包括粮油零食、生活用品，甚至还有文具。“文具店老板也是韩国人，只是后来走了。”阿冰说道。

▲改名后的望京美食城。图/受访者供图

金成勋的炸鸡店就开在这家韩国超市对面。我见到他的那个下午，他的店里没有一位客人。

炸鸡店的生意并不好做。5月北京禁止堂食后，这家店的客流一直不好。或者说，早在7、8年前，当韩剧里的炸鸡热过去后，他的生意就开始下坡。金成勋的炸鸡店有过几次腾挪，最后一次，他和一家炸猪排店的韩国老板商量后合租下这家门店。四五十平米的店铺一半卖炸鸡，一半卖炸猪排，每月房租两万元。

那时，赚的钱交完租金，每人就只剩一万元了。炸猪排店的老板选择去了越南，而金成勋独自租下了整个店铺。他比炸猪排店老板幸运一些，至少，早些年他挣到过钱，还在这里买了房。

每个久居望京的人都能说出一些韩国人离开的故事。“以前开店的都是韩国人，如今美食城里的韩国老板只剩下两三位了吧。”一位朝鲜族老板说道，他在这座美食城里开了十几年的理发店。金成勋是他口中剩下的人之一，而在金成勋隔壁开连锁烤肉店的郑号锡，则是另一位。

32岁的郑号锡出生在韩国，但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在望京度过。大多数时候他就像在首尔一样，在满是韩国人的韩餐厅里吃饭，穿韩式的西装校服去国际学校上课，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孩子们一起玩耍，其中韩国朋友占大多数。甚至到了服兵役的年纪，也要回到韩国进入军队。不同的是，“我有自己一个人的房间，天天学中文有专门辅导老师，家里还有保姆，这些在韩国得是有钱人家才能有的待遇”。

郑号锡已经是这家连锁烤肉店的第二代老板了。他的父亲几年前从望京搬去顺义，后来又说“想退休”，就从顺义搬回韩国，十几家烤肉店都留给了儿子。但90年出生的郑号锡有自己的志向，他想做一个线上专营的运动服装品牌。目前，这个创业计划找到了一群韩国合伙人，正在首尔筹备。

“那你会离开望京吗？”

郑号锡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说起自己的线上品牌“以后一定会进入中国”，但也透露，自己最近正在处理留在望京的房产。

那是7月的一天，我们坐在一家名为“咖啡陪你”的咖啡馆里。咖啡陪你曾是韩国最大的咖啡连锁企业，巅峰时全球的门店超过多家，其中多家开在了中国。年，国产新式茶饮争相开进各条街道时，咖啡陪你的在华合资企业则宣告了破产。也许得益于韩国顾客的光顾，望京的这家咖啡陪你从风暴中幸存了下来。

两个月后，这家咖啡馆就迎来了十周年店庆。可店庆的广告牌还没有撤走，酒吧老板Jason就在里头规划起了改造——这家咖啡馆1/3的区域以后会将用来当作夜间酒吧。

咖啡店不远处，望京西园3区大门边，一家中原地产已经开了19年。店里资历最久的业务员老杨说：“就连专门为韩国人办业务的朝鲜族中介，这两年也从四五家变成两家了。他们过去客户非常多，都不愁找。现在的话，新客户特别少，只能吃老本。”

似乎一切都在默默昭示：韩国人正在离开望京，望京正在褪去韩国色彩。

02“中国会有很好的未来”

金成勋如今54岁，他一半的时间都留在了中国。

他坐在自家空荡的包间里，往不锈钢杯子里冲了两包产自韩国的麦馨咖啡，一边喝着自己国家的咖啡，一边讲起自己28年的他乡故事。

第一次来中国的时间是年，中韩建交的第三个年头，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语言班学中文。那时，大部分中国人对他的身份都充满陌生与好奇，有出租车司机得知他来自韩国后，还会追问一句：“那你是朝鲜人？”

新奇的目光里也带着善意。“当时每个中国人都对我很热情。”金成勋笑了起来，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他记得，年自己特意跑去香港看回归仪式，但路上弄丢了护照，没有住处，热心的空姐就邀请他住进自己家。素昧平生，他就与空姐的爸爸睡一张床。

孤独也是有的。刚在中国打拼时，他独自租住在潘家园，一个月说不上几句韩语。“那时打开电视，看得懂的只有《还珠格格》，说的话还比较现代。”

大多数时候，金成勋过着和一般北京市民差不多的日子——跑去王府井第一家麦当劳排队；去国贸看独一栋的中国大饭店；后来又在北京林业大学旁经营着韩餐厅。只不过，和别家餐厅不同，他生意奇好，一个月挣1万人民币，那些进店的女大学生们还总爱问他，“知不知道韩国组合NRG、H.O.T……”

直到他遇见望京。

金成勋第一次听到望京两个字大概是在年。一位韩国朋友说自己搬到了“望京新城”，给朋友温居时，金成勋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20层以上的公寓楼。

“望京新城”，是当年不少韩国人所认知到的最早的、关于望京的“符号”。年前后，望京就作为北京市最大的一块规划住宅区，建起了望京新城号楼，当时的开发商还邀请了位韩国人入住。

这也是“望京”与“韩国人”建立联结的开端。一篇研究“望京韩国城”的论文里写道：“这些在望京置业的韩国业主，以求学者、投资创业者和在京服务于领事馆、外资企业者居多。随着‘望京新城’的建成和渐具规模，陆续有住在花家地和亚运村公寓的韩国人搬迁过去。口碑相传，‘望京’在韩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，甚至很多没来过北京的韩国人，都知道，望京是北京韩国人聚居最多的地区。年以后，大规模的韩国人来了。”

韩餐厅老板朴南巡在纸上画过那时的望京，“除了几栋比较现代化的公寓楼外，还有一片南湖农贸市场”。泡菜、韩餐、炒饭、刀削面、服装，全在市场里一起卖，但无论哪家的小摊贩都学会用韩语讲价。而在农贸市场更远一些的地方，望京仍是大片的菜地、玉米地——比如望京第一批住宅小区“花家地”，之所以得名，就是因为盖房子之前，这里是一片花椒地。

“我相信中国会有很好的未来，但没想到过会发展得这么快。”朴南巡说。年，还在念高二的朴南巡，第一次来到北京。她在北大留学生办公室门口徘徊了30多天。“那时他们还没有接触过我这样的留学生，年纪小、高中也没毕业，很多手续不知道怎么办理。”

学校对韩国面孔仍感生疏。上课时，中国同学们第一次听到“朴南巡”三个字的时候发出了大笑。“怎么会有人叫南巡呢？”有人问，“我们一般说的都是‘邓小平南巡讲话’。”朴南巡对同学提到的历史也是生疏的。

“来中国”是朴南巡父亲的决定。年出生的朴父经历过朝鲜战争，童年时会说着英语向过路的美军讨要巧克力。“也许就是因为这些经历，他觉得学会外语和往外走是很有必要的。”朴南巡猜想。

朴父押注了中国，他喜欢中国的文化、历史，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中国影片。朴南巡至今记得，家里放着由梁朝伟出演的58集电视剧《大运河》全套光碟，“妈妈看了好几遍”。她的幼儿园是在釜山的华侨村里上的，中文从牙牙学语的时代就开始浇灌。

1年中国加入WTO后，这个家庭看到了更多的未来。一年后，朴父对16岁的朴南巡说：“要好好在中国学习，不要太想家。”两人约定每年只回一次家后，朴南巡便转身上了来北京的飞机，一落地就是20年。

“中国的未来”几乎是所有韩国人到来的理由。哪怕是中国入世10年后，来北京留学的金娜恩提到故事的开头，说得也是“我爸爸当时觉得中国很有潜力”“他觉得来中国经济会发展得很好。”甚至是年来中国的现代员工池昌浩，他听说了很多韩国人在华创业成功的案例，在50岁的时候申请上了公司的海外派遣，带着妻子、儿子、女儿举家来到中国，住进了以韩国人多著称的望京。

而金成勋，当年住的就是望京里韩国人最密集的小区“望京西园”，一个月房租在元上下。20年后，他经营的炸鸡店几经迁移，又回到这里，月租却已经翻了四倍。

▲在望京，经常能看到中韩双语告示牌。盐里/摄

03“地球村”

金成勋接着回忆着望京的这几年，可脑海中的那个韩国小伙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了。他总是摆摆手对我说“记不得了”，他的语调一直温和平淡，并保持着韩国人特有的轻声细语。

不过，有些时刻，他又好像猛然清醒，眼里闪着亮光地讲起故事。

年，对很多在望京的韩国人来说，是个极其特别的年份。这一年举办了韩日世界杯。那个夏天，韩国市民自发地为球队应援，“红魔”拉拉队占领了整个首尔广场。而在遥远中国的望京各小区里，也会响起此起彼伏的欢呼声。“当时有中国邻居说，不用看就知道，肯定是韩国队进球了。”金成勋大笑起来。

当年只有12岁的郑号锡也一直记得韩国打入四强的那个夜晚。他和家人以及一群长辈，在二十一世纪的饭店里观看了比赛。啤酒、呐喊、还有肆意庆祝的人群充斥着那个夜晚。席间，他认出，人群里还坐着韩国大明星安七炫。“但谁都不理他，那时大家嘴里喊的是另一个名字，著名球星安贞焕。”

几乎所有的受访对象，都用“热闹”形容十多年前的望京。

“我觉得，望京最早的夜生活就是我们带来的。”金成勋一脸骄傲地说。繁华、热闹也带来了飞涨的房价。《中国青年报》曾提到，8年，“望京的房价已经从几千元一平方米，涨到了1万5左右，房租也创了新高”。

北京奥运会是另一个标志性节点。8年，“北京欢迎你”唱遍大街小巷，望京也一样。

“开奥运的时候，能明确地感到，早些年中国人对自己的好奇感已经消失了。”金成勋回忆道。那一年，因为奥运会，北京的道路宽阔了，一些楼房被修整一新，公交、地铁抵达更多的地方，走在路上的面孔也来自世界各地。

作为奥运会志愿者，朴南巡在鸟巢场馆外，见到了此生最多的人潮——“围栏里满满的人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人。”

郑号锡则作为奥运观众去看了一场棒球赛。他说，韩国人喜欢棒球，那天赛场边坐了许多同胞。不知哪位大叔在观众席唱起了《阿里郎》，一拨接一拨人加入，一声比一声响亮，最后球场上空都飘荡着这支朝鲜半岛的民歌，“那个时刻我真的感觉到了，我和自己的国家在一起。”

同样地，坏事也会把世界各国的人联结在一起。

8年，从美国开始引爆的金融危机，席卷到韩国，韩元贬值，也连累着在望京的韩国人们，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。《中国青年报》冰点周刊曾在9年发表过一篇报道，讲述韩元贬值下韩国人的离开。文章中写道：“出租房子的人多，真正租房子的人少，望京的租金下降了许多，差不多有元到元。”韩国人租不起房子，望京房东挣不着钱，疼痛感从全球的大环境传递到每个普通人的神经末梢，就像冰点那期报道的标题一样——《韩元咳嗽望京感冒》。

这也是“同住地球村”的代价。

为了“融入中国社会”，朴南巡曾经历过一段坎坷的学习生涯。她记得大学上的第一堂专业课，由于她不流畅的中文，老师让她从教室离开，“你们不要过来上课了，你们先去学习语言”。她怨自己中文不够好，不够好到让去表达自己。那个时候，由于两个国家历史、文化的不同，观点的分歧往往在各种时候出现，但她都不与人争辩，“不敢”。她也不理解周围的同学，为什么那么专注念书，有的到大二都没离开过校门，没有去过颐和园、王府井。

奥运志愿者工作结束后，朴南巡选择了回国。到了韩国，从机场回家的路上，看着窗外，她突然就后悔了，“韩国好小，好单一”“建筑不大、路也不宽”。对她来说，那不仅仅是肉眼可见的逼仄，而是一种见过广阔世界后的不想回头。

她决定回中国，她想理解中国。

▲望京街头。盐里/摄

04黄金年代

央视纪录片导演贾丁，也曾置身在中国人和韩国人两个群体间，但他打破“不理解”只花了6个月。

年，中韩两国建交20周年之际，贾丁接到台里给的任务，“拍一部韩国人在中国生活的纪录片”。这就是《望京》这部片子的全部要求，没有固定地点，也没有固定主人公。

与贾丁一同发愁的还有韩国KBS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们，他们同时也要拍一部中国人在韩国生活的纪录片。两拨人在北京相遇，聚在一起讨论怎么拍片。一次交流会上，一家媒体记者提到了望京有一支乐队。“完全没有名气，只说是一群70年代出生，80年代成长起来的韩国人”，但贾丁决定去见见。

在望京某个小区的地下室里，贾丁见到了乐队的五位成员。

10年前很多事，贾丁都记不清了，他不记得那个地下室在哪个小区，也不太记得乐队成员们的准确名字。但他清楚记得初次见到他们的场景。“那个地下室用隔音棉包成了排练厅，同时还是一家音乐培训学校，学萨克斯、架子鼓的孩子进进出出。”“大家坐在一起，喝着咖啡、抽着烟就开始聊。我发现跟他们的聊天一点也没有障碍，因为他们都会说中国话。”

乐手们排练起来，80年代的韩文歌旋律悠扬，尽管一句歌词都没听懂，但贾丁觉得，那五张步入中年的面孔真挚又沉醉，“很打动我”。于是，纪录片的主角就这样敲定了。

贾丁也因此第一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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